華得鳳 丁英順

抗戰勝利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創辦的私立育才學校遷至重慶化龍橋紅巖村辦學，與中共中央南方局比鄰而居。

在黑暗政治和蕭條經濟的雙重壓迫下，育才學校歷經諸多坎坷，始終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民主斗爭的堡壘作用，積極參加抗議美軍暴行等革命活動，深入農村開展斗爭，在黑暗中探索光明，在斗爭中艱難成長，譜寫了育才學校在紅巖的光輝華章。

曲折中艱難辦學

1945年秋，陶行知從紅巖村女主人饒國模手中租借到原國民參政會及其附近的幾棟房屋，并于1946年初，陸續將育才學校遷移至紅巖村辦學。該年5月，?？队磐ㄓ崱返谝黄诳恰栋徇w工作簡訊》，稱音樂、舞蹈、自然、文學、社會五組，加上在化龍橋大店子的繪畫組，已集中到紅巖村總校。最高會議、指導委員會、教導部、總務部、學生總自治會等機構業已成立，各項活動逐漸活躍起來。

遷址紅巖村，結束了育才學校過去六年散居各處的局面。學校離市區也更近了，便于學生課外實踐和接觸新興事物。

1946年7月，陶行知因勞累過度猝然離世，育才學校艱辛辦學之路再添坎坷。消息傳來，全校悲慟。為繼續陶行知未竟的事業，學校在新校長馬侶賢和黨支部書記廖意林的帶領下，發起“愛校運動”，號召“每一個同學都要愛護學校，幫助學?！?，以渡過難關。

育才學校在合川草街子時期就曾多次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打壓和排擠，遷到紅巖村后，則經常有特務在學校四周窺探。除了被嚴密監視，1947年學校還遭受了一次正式搜查。據校友石正寬在《國民黨軍警特務搜查紅巖村育才學?！芬晃闹谢貞洠?/span>3月1日傍晚，國民黨軍警特務來到紅巖村，對學校進行了搜查，查得非常仔細，連每個座位和墻壁都再三的摸敲，尤其是八路軍重慶辦事處送給學校的那幾把椅子更為重視，搜查了近7個小時，最終一無所獲。

雖然沒有找到任何違法或“反動”的證據，國民黨當局仍以育才學校沒有立案就擅自招生、把學生當成政治活動工具為由，逼學校要么立案、要么遷離、要么予以取締。在持續逼迫下，1947年4月，學校在馬侶賢的率領下開始分批遷滬，僅剩小學部4個班和初中部2個班繼續留在紅巖村辦學，成為育才學校重慶分部。

1948年，川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廖意林也被迫轉移，重慶分部再遭打擊。危難之際，原育才教師、陶行知的得意門生孫銘勛（中共黨員）臨危受命，開始全面負責分部工作。

孫銘勛接手時，重慶分部已是極度困難：上海校本部無力再撥發經費，經濟來源幾近斷絕。為此，學校不得不進一步收緊開支，倡導節衣縮食；繼續開展草街子時期的自主生產運動，全校師生一起開荒種菜、擔煤挑水、洗衣做飯。1948年，《育才通訊》新八期刊登的《山城來札》一文，詳細記敘了分部發動全體師生、工友搬煤的運動：工人從煤廠搬到馬路口，學生從馬路口搬到校內，用傳遞的方式，小的抬、大的挑，4500斤煤一個下午就搬完了。

盡管時局艱難，生活清苦，但在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教育理念引導下，師生在課余堅持開展豐富的文娛活動。學校堅持辦報、辦廣播，以鍛煉學生的寫作能力和培養小記者；堅持學習時事，每遇國內外發生重大事件就發行《時事特刊》；堅持推行小組學習，鼓勵學生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堅持課外拓展，定期帶領學生外出參觀工廠、學校、報館、名勝；堅持朝會精神演講，定期聘請名人到校演講。

紅巖村時期，育才重慶分部不僅得以保存，而且有所發展。1949年春，學校先后增設社會組、教育組、戲劇組、繪畫組，學校人數增加到170余人。加上與饒國模所辦的紅巖小學合并，育才煥發生機。此外，育才還積極支援其他學校的建設，如王樸創辦的蓮華中學，韓秉煬、陳尚芳創辦的私立建國小學，都曾得到育才學校的援助。

往來中星火傳承

育才學校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北碚中心縣委分別在學校建立了黨支部，校內的革命氛圍一直很濃厚。周恩來對學校寄予厚望，始終關心和支持著育才。遷址紅巖村后，育才師生得到南方局更多的關懷和教育。

學校經常邀請南方局、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到校給師生作報告。鄧穎超應邀到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何其芳受邀專題介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延安文藝界的發展和變化情況；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廳長柳湜作關于解放區教育情況的報告；《新華日報》編輯部主任熊復作國際國內形勢分析報告。這些講座和報告，對育才師生影響深遠，強化理論素養的同時，增強了師生們的革命斗爭意識。

1946年2月1日，育才學校舉行春節聯歡會，周恩來、鄧穎超、董必武應邀出席。文藝表演結束后，周恩來發表講話，充分肯定陶行知在人民教育事業上的巨大貢獻和育才學校的辦學方向，鼓勵同學們“努力向人民學習，為大眾謀福利”，指出“雖然現在還只有一個育才學校，將來新中國成立后，要辦很多很多像育才這樣的學校，讓全國的孩子都受到好的教育”。

同時，南方局有活動也會邀請育才師生參加，如辦事處的周末晚會就常有育才師生的身影。育才學校還有四名學生被抽調到中共代表團工作。1946年3月，代表團為葉挺舉辦出獄歡迎會，陶行知與部分師生應邀出席，音樂組還表演了節目。葉挺也應邀到育才學校參觀，并發表講話，鼓勵學生們“要堅定地走革命道路”。

1946年5月，南方局、中共代表團東遷南京。搬遷前夕，周恩來指示袁超俊等人，南方局遷離后，將辦事處的全部家具、圖書等物資贈送給育才學校，并囑咐孫銘勛等地下黨員：“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都要把育才學校堅持辦下去，只要你們把育才學校支持存在下來，就是完成了你們最大的任務?！?/span>

周恩來離開重慶后，一如既往地關心著育才學校。1949年重慶解放前夕，周恩來得知紅巖村的育才學校經費出現嚴重困難，輾轉從香港寄來800塊銀圓，幫助學校渡過了艱難歲月。

新華日報社與育才學校也保持密切交往。陶行知經常為《新華日報》撰寫文章和評論。1946年1月11日是《新華日報》創刊八周年紀念日，陶行知專門為報社撰寫了賀歲文章，稱贊《新華日報》“立大志，做大事，只為民主拼事業”。育才學生參與了紀念活動并表演節目。2月22日，《新華日報》營業部被國民黨特務搗毀。育才學校36名學子聯名寫信給報社，表示“站在正義的立場，我們永遠和你們在一條線上戰斗，不受挑撥，不怕恫嚇，不怕打，不怕流血，一直堅持到底”。2月25日，《新華日報》以《為了正義，永遠站在一起》為題，刊登了這封聯名信。新華日報社也對育才學校給予了充分支持，除贈送報紙、書刊外，還經常對育才學校的活動進行系列報道，以爭取社會輿論的支持。

育才學校的兩個黨支部在皖南事變后合并，由廖意林擔任支部書記，受南方局領導，先后由凱豐、徐冰負責聯系。南方局東遷后，交由中共四川省委領導，由何其芳負責聯系。1947年3月，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后，支部暫時與上級組織失去聯系。后經多方努力，6月下旬，廖意林與江竹筠取得聯系，開始接受重慶市委的領導。

育才學校在黨的培養和領導下，實際上成為黨培養和儲備干部的重要基地，成為以后歷次革命運動的重要據點。

斗爭中歷練成長

在紅巖村的革命熔爐里，育才師生以更加昂揚的姿態投身民主運動，在斗爭中結出累累碩果。

陶行知是這隊鴻雁的頭雁，堅持戰斗在革命前沿。1945年12月9日，重慶各界在長安寺為昆明一二·一慘案死難師生舉行追悼大會。陶行知率100余名學生前往祭奠，號召“教育文化界人士起來共同戰斗”。他在當天致夫人吳樹琴的信中寫道：“然后再到長安寺去祭昆明反內戰被害烈士，也許我們不能再見面，這樣的去，是不會有痛苦，望你不要悲傷?！逼桨矚w來后，他將此次斗爭概括為“預備死而未死，今后尚有為民族、人類服務之機會”。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迫于人民的壓力，不得不做出和平民主的假象，舉行了重慶談判，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其間，在陶行知帶領下，育才師生竭盡全力，為和平民主奔走呼號，難免成為特務盯梢和迫害的重點對象。

1946年2月10日，較場口事件發生后，育才學校被污蔑為破壞會場的“暴徒”。為揭露真相，陶行知帶領育才師生與特務針鋒相對。教師林子藩為駁斥是站在主席臺前的育才學生用鐵棒、石頭等武器打傷與會人員的指控，特地寫作《為孩子們申述》一文發表在2月11日的《新華日報》上。同版還刊有一篇名為《深有所感》的文章，以一封特務隊員的來信，披露較場口事件實際是特務分子精心策劃的一場陰謀。

學校還特地聘請著名律師史良擔任法律顧問，代表學校發表《緊要聲明啟事》，指出“本校學生雖亦前往參加，但以去時較遲，故排列于后，未接近主席臺；且學生多屬幼年，何來壯漢，更未前去搗亂。此種不近情理、反白為黑之污蔑，顯屬文過飾非，公然侮辱”。 最終，育才學校學生代表和陶行知一起，在公堂上與劉野樵等特務分子進行公開辯論，據理力爭，成功洗刷了冤屈。

1947年初，重慶爆發抗議美軍暴行運動，育才學校再次積極投入斗爭，并成為重慶學生抗暴聯合會的骨干力量。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領導下，學校專門組織了抗暴文藝宣傳隊，制作宣傳畫、傳單、蠟版等各式宣傳品，創作了《抵制美貨》等宣傳歌曲，在街頭表演方言劇《啷個辦》《王大娘補缸》等劇目，以重慶學生抗暴聯合會的名義，四處宣傳，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反響。

2月5日，育才學校的宣傳隊伍正在江北公園宣傳時，突然遭到特務襲擊。2月8日，隊員再次遭到毆打，多名學生受傷。被打后，育才學子沒有屈服，而是更堅定地投入戰斗。他們將連續寫作的《我們的被打》《走我們的路》發表在《新華日報》上，抗議特務暴行，迫使時任重慶市長張篤倫不得不與“抗聯”的學生代表進行談判，承諾懲辦兇手、賠償損失、醫治受傷學生并保證學生們的安全。

此外，育才師生還深入農村開展斗爭。為響應黨關于“到解放區和農村去”的號召，學校專門做了宣傳動員。學生們紛紛要求到農村去，掀起深入農村斗爭的熱潮。文學組的蘇覺、劉子林、唐仲芳等深入銅梁，開展“三抓”“四抗”斗爭；許智偉、郭一帆、徐行健等教師率領學生深入武隆組織農民運動；陳堯楷、徐永培、徐相應等去往華鎣山地區參加武裝斗爭；還有一些同學奔赴解放區和游擊區參與戰斗。很多同學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紅巖英烈胡芳玉、陳堯倫、楊華友、游中象、王有余都是其中的優秀典范。

重慶解放時，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的學生合繡了一面五星紅旗，掛在抗戰勝利紀功碑上。恰如《育才賦》所言：“華鎣山三次起義，師生挺身軀血染沙場；解放碑率先舉旗，同學昂頭顱迎接曙光?！?/span>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慶市政府同意育才重慶分部與鄒容中學合并，遷往謝家灣，改名“重慶育才學?！?，育才學校在紅巖村的辦學歷程由此結束。

編輯/王堯